棋国象棋博物馆

宋代，中国象棋基本定型，除了因火药的发明增加了“炮”之外，还增加了“士”、“象”。即在使用带有九宫的棋盘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他棋类的棋子种类并将其中三个兵升级成一个士及两个炮，以符合当时人的趣味。另外宋晁无咎的“广象棋”有棋子32个，与现代象棋棋子总数相同，但是不知道棋盘上有没有河界。宋、元期间的《事林广记》刊载了两局象棋的全盘着法。宋代是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北宋时期，先后有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尹洙的《象戏格》、《棋势》，晁补之的《广象戏图》等著术问世，民间还流行“大象戏”。

明代，可能为了下棋和记忆的方便，才将一方面的“将”改为“帅”。明清时期，象棋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不少象棋名手和论述象棋的专著。明代象棋专著有《金鹏十八变》、《梦入神机》、《橘中秘》等，而由徐芝精选的《适情雅趣》是象棋古谱中最系统、完整、实用的一种。《橘中秘》谱多为和棋，个别排局已经涉及古代象棋规则问题，利用规则当中的“将”、“杀”等战术手段而达到和棋的目的。不难看出，在明代，象棋技术水平和技术理论的发展己经开始趋向精细化，棋手和爱好者对象棋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在排局构思巧妙和杀法精彩的层面。象棋的理论发展与技战术融合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清代是中国象棋发展的全盛时期，名家辈出，名谱众多。有关象棋著作有《梅花泉》、《韬元机略》、《心武残篇》、《竹香斋象戏谱》、《百变象棋谱》等。其中王再越著《梅花谱》是中国象棋史上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棋谱，它因战例丰富、变化精微而著称， 开创了迄今三百余年“马炮争雄”的历史篇章。不仅如此，象棋著名的四大排局“七星聚会、野马操田、千里独行和蚯蚓降龙”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这四个排局各具特色，但都是围绕车、马、炮、兵相互配合而展开，这些排局迄今为止仍然是公认的难度最高，最为复杂的。可以说清代是古代象棋发展理论和技术战术水平达到巅峰的历史阶段。 经过封建社会的洗礼，象棋作为“艺”的一种，形成了特有的行业“江湖”。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很多象棋高手在酒肆茶楼靠下“彩棋”为生。这种“彩棋”就是通过下棋赢得一些“彩金”的博彩，来糊口谋生。这些彩棋名目繁多，有让先，让子，甚至于让双马、让士象等等。在下棋的过程中也暗藏玄机，有的人其中这种文化现象的溯源，可以从古代的巫、医、百戏算起，行当也涉及“五花八门”。象棋江湖比较其他的江湖门派来说，同样具有流动性和欺骗性。所谓流动性，可以解释为当年的象棋棋手通常通过寻访名师、名士，高手过招而成名，以地域为界，划分门派。而欺骗性，一方面是下棋的棋手故意隐藏自己的水平，俗称“钓鱼”，待彩金达到满意的程度再一举得之。另外还有合作配合的，我们至今仍然偶尔能看到的街头摆“江湖残局”的人，用大家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的棋局来诱使爱好者下注骗钱。这些手段总归是不够光明正大，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朗朗乾坤，早已放不下一张棋桌，为了谋生，象棋棋手“沦落江湖”也是难免的。

当时象棋水平最高，棋风盛的地方是华北、华东和华南三个地区，而北京、上海和广州就分别成为了活跃地区当中的核心，其中香港的象棋高手也常聚集在广州，棋手对弈的场所也多在茶楼进行。民国时期，北京出了著名棋手张德魁、那健庭等，上海以谢侠逊最有影响力，而广东则以黄松轩、钟珍和曾展鸿“粤东三凤”为代表。当时棋手多有绰号，例如:“扬州三杰”、“棋坛赵子龙”、“二十八宿”、“无敌中炮”等等，既有以地域门派为标签，也有以棋艺风格来取名的，象棋高手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既流动又固定的小环境，象棋江湖名不虚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虽然棋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有效的认可，但是象棋行业的生命力在困顿的条件下也显示出了特有的张力。在这个阶段，象棋的赛事活动多以擂台赛和循环赛的形式进行，为建国以后的象棋竞赛形式奠定了基础。